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对于当时国民的文化素质，有一个今天看来类似笑话的真实故事——1949年初秋，一封紧急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某村长手上。村长不识字，连夜挨家敲门找人来读，可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，更别说是读信了。终于，村长找到了一个号称“秀才”的村民，“秀才”看完信，很快就逃跑了。原来，这是一封“追凶密信”，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正是“秀才”本人。

 

那时，整个国家文盲占80%，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占20%。而早在1945年，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，在80%的人口中扫除文盲，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。因为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，但如果不识字，做睁眼瞎，不能在文化上翻身，就不能彻底翻身。从新中国成立起到现在，五十多年来，“扫盲”一直是我国教育工作的一项重点。毫无疑问，我国扫盲工作的速度，是十分令人惊喜的。排除当年“大跃进”时放卫星的数据，1964年，我国进行的第二次人口普查显示，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，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%下降到了52%；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。2002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，在总人口数量增长的情况下，我国文盲总量大幅度减少，2000年如期实现了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，我国文盲人口（15岁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）有8507万，成人文盲率为9.08%。

 

但这一扫盲速度的背后，有两个问题。一是文盲是什么标准？二是识字之后干什么？ 1952年9月23日至27日，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座谈会。会议指出，扫除文盲的标准，就是使文盲半文盲认识2000字左右，能够阅读通俗书报和写三五百字的短文。但在实际扫盲中，这一标准执行得很宽松，而且，基本上是以能认识一定数量的字为扫盲目标，而不关注返盲问题以及识字之后的技能学习问题。为此，研究汉语拼音方案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、推行识字教育、逐步减少文盲，成为当时工作重点。其中，具有“标志性意义”的成果是，1951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《速成识字法》。这是一种借助注音字母的辅助作用，利用汉字字形、字义、字音相同与相异的不同特点，来提高识字速度的方法。1952年5月15日，教育部发出《关于各地开展“速成识字法”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》，指出：“在全国范围内，在广大的工人农民中间普遍地推行速成识字法，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除文盲，已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。”此后，大规模快速扫盲运动随之展开。各种扫盲学习形式被充分的利用起来，包括工厂的“车间学校”、煤矿的“坑口学习小组”、农村的“地头学习小组”、妇女的“炕头学习小组”等。可以说，由于扫盲变为了运动式的“识字”教育，更在乎其的形象意义，思想教育功能，从而使其对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，以及通过文化素质的提高来改善生活，产生严重的脱节。

 

直到今天，这个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。只不过，昨天把“扫盲”作为一项全民运动，而今天，则把抓高考升学率作为全民教育运动，而两者的思维是一个逻辑。在今天的思维中，扫盲不如抓高考升学率那样出成果，这导致“扫盲”在有的地区并没有形成合力，作为一项“系统工程”来抓，旧文盲没扫除，新文盲却又出现。按照“扫盲”工作的“一堵、二扫、三提高”基本方针，开展扫盲工作的人都清楚，普及农村义务教育、扫除文盲、开展扫盲后的文化技术教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——“不抓好农村基础教育就堵不住新文盲的产生；忽视扫盲后继续教育，已经取得的扫盲成果就难以得到巩固，扫盲的历史任务将无法完成。”可很显然，农村基础教育、扫盲后的继续教育，目前都存在问题。农村教育以升学教育为单一模式（以考生好大学作为评价读书成功的标准）、农村基础教育的不均衡（在升学竞争中无法与城市竞争）、沉重的教育负担（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与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培训中投入大笔费用）、流动儿童入学难问题（入学与升学的户籍限制），为新文盲的出现培育了土壤。

 

有关调查显示，在我国一些农村地区，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抬头，即便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，但有的家庭认为，让孩子接受教育读书考不上大学，或者考不上大学，其未来的出路还是打工，还不如现在不读书早一点出去打工挣钱，这使一些地区的低龄辍学现象不减反增。据教育部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，2006年我国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99.3％，那其余的0.7%,就可能是未来的新文盲。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，我国文盲人口（15岁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）仍有8507万，比欧盟人口最多的国家德国8200万总人口还要多，成人文盲率为9.08%，远高于发达国家1%以下的成人文盲率。国家制订的扫盲阶段性目标是，到2010年努力使全国青壮年文盲率降到2%以下，成人文盲率降到5%以下。

 

这种新“文盲”，还只是传统意义的不识字人员，如果按照联合国颁布的“新文盲”标准，那我国的扫盲任务将更为艰巨。2005年，在第40个“世界扫盲日”之际，联合国重新定义的新世纪文盲标准分为三类：第一类，不能读书识字的人，这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文盲；第二类，不能识别现代社会符号（即地图、曲线图等）的人；第三类，不能使用计算机进行学习、交流和管理的人。后两类被认为是“功能型文盲”，他们虽然受过教育，但在现代科技常识方面，却往往如文盲般贫乏，在现代信息社会生活存在相当困难。有专家估计，如果按照联合国目前三类文盲的划分标准，即使像北京这样的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，文盲数量也会超过百万人。

 

当然，对于这个“新文盲”标准，很多人无法接受。而对于我国的扫盲现实来说，老文盲问题还没解决好，自然也难以更多关注新文盲的问题。事实上，这些新文盲问题，不过是识字基础上的继续教育问题。从根本上说，文盲问题，从一个侧面，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与教育现实。如果说，扫除当前的中老年文盲，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，那么，今天所存在的青壮年文盲问题，以及少年文盲问题，则是当前教育的问题，我们必须从中反思教育体制、教育内容、教育公平等一系列问题，淡化教育既已形成的功利主义目标，而让受教育者从教育中获得改善生活、提高生活质量的能力与素质。这才是扫盲的内驱力所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