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岁的李开学出生于湖北襄阳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,在兄妹四人中排行老二。家中老母双目失明,父亲身体也不好,就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。
2000年的政治学硕士李开学
入学复旦之前,李开学已取得武汉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。但很少有人知道,他原本学历不高,这些年全凭着顽强的意志力边工作边自学,一步步拿下了大专、硕士学位。若不是突发意外,戴上博士帽的日子也离他不远了。
李开学的二妹告诉《望东方周刊》记者,李从小就是一个特别刻苦用功的孩子:“小的时候上山砍柴,他总是带着本书,从早上看到晚上。”
15岁那年,李开学高中毕业。其实这样的学历在当地也算是个“知识分子”,他的二妹就只念到小学。但不安于现状的他又考入襄阳师范学校,而这只是他几十年来漫漫求学路的开端。
“他考上师范的时候,当地都轰动了,方圆几百里都知道。他是我们村里第一个考上师范的人。”李开学的二妹一直都为拥有这样的哥哥而感到自豪。
1981年,李开学师范毕业,进入当地的太平高中任教。后又调入镇上的一家工厂,在法务办公室任职。也是在工厂里,他遇见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谢芳。
“当时的生活还过得去。他每个月的工资大概在90多元到100元,镇上消费水平不高,还有双方老人的接济,过个一般日子是可以的。”谢芳回忆说。
然而,李开学并不是个安心于过小日子的人。虽只是个工厂的办事员,他却常喜欢对一些社会制度、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和评论。“我常常和他说,国家总理操的心你都在操。”谢芳说。
一个乡村教师的奋斗史
上世纪80年代,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,出身于农村的李开学深感城乡间的巨大差别。他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想要改变现状的冲动。他对家人说:家乡依山傍水,如果那里的人都有知识,不至于那么贫穷。
那时候的李开学就常以天下为己任。有一回,因为家中琐事争吵,他在日记里写道:一屋不扫,何以能扫天下?谢芳看见后,受到了很大震动。
他告诉谢芳:“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,求别人不如求自己。”
之后的几年里,李开学通过自学在襄樊市电大拿到了大专学历。
接下来的十几年内,他仍未放弃继续进修的想法,依然在孜孜不倦地自学各类课程。到了1997年,他以大专生的身份考上了武汉大学的政治学研究生(Q吧) ,师从虞崇胜教授。
2000年,硕士毕业的李开学被分配到江苏泰州的外经贸局。这份工作为李开学提供了不错的待遇,每月基本工资2000多元,住房问题也解决了,妻子和儿子随之来到泰州生活。
20年的不懈努力后,往日的乡村教师成为了国家公务员,这样的转变对许多人来说已是可望不可即。
但李开学仍未止步。
三年后,李开学考上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。消息传出后,熟悉他的亲人朋友并不感到意外。“他一直就想再读书,也不安于在泰州这样的小城市发展。”李开学的硕士同学刘书慧告诉《望东方周刊》记者。
于是,李开学再次放手一搏,辞掉工作,放弃一切,又一次成为了全脱产的在校生。不同以往的是,此时的他感觉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---儿子就要考大学,而妻子仍没有稳定的工作。
有人颇不理解李开学的举动,对谢芳说:“你老公怎么不懂得享受?”
这些年来,在他的影响下,妻子谢芳也通过自学从高中生变为大专生,近来又通过“专升本”拿到了武汉大学的本科文凭,“一个是受他的影响,另外,我也怕和他的差距拉得太大。”
“他影响了一大批人。”李家人告诉《望东方周刊》记者,李开学带动了当地许多人外出求学、深造。他还常常主动为家乡人做课业辅导,有求必应。
现在武汉大学读博士的李魁是李开学的堂弟,他说自己有今天也是因为李开学的影响:“当时他刚考完研,我跟他聊天,受到他的感召,觉得不该就这么在一个地方呆下去。”
有一家人的孩子考上了大学,李开学还曾主动跑去跟那家人说:“别慌忙找工作,要继续深造。”
“在我心目中,我先生太神圣了,没第二个人能和他相比。”仍沉浸于悲伤中的谢芳说,“李开学在各方面对自己的要求都非常严格。”有一次,谢芳和李开学一起过马路,她看没有车子经过就和别人一起闯了红灯,但李开学就一直坚持等到绿灯亮起才肯穿过马路。他之后很生气地责备妻子:“做人不能这么没原则!”
从公务员到博士生
在李开学四十余个春秋的生命中,他的人生曲线一直在不断地上扬,从高中生到博士生,从乡村教师到国家公务员,从农村到城市。
“他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,而且乐观、积极、幽默。我以前的同事看到过他,评价说‘看到你老公,春天都来了’。”谢芳在回忆中寻找丈夫的影子。她告诉本刊记者,原本李开学已经联系好武汉一家高等院校,打算毕业后在那里任教:“其实他很想去政府里,但年龄可能不合适了。”
儿子李挽澜这个名字也寄托了李开学想做番“大事业”的心愿,取意“力挽狂澜”。
在网上,李开学的署名文章《关于襄樊近期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》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和思考。
在家人面前,李开学展现的永远是阳光灿烂的一面。按照学制,李开学2006年就应该毕业,却被延期两年,但家人并不了解其中的原因。“他很少和我们谈学习上的困难,总是把自信、快乐带给别人。没人感觉他有什么压力。”谢芳说。而在两个妹妹的心目中,李开学是“非常自信非常快乐的一个人”。
颇有意味的是,师弟师妹眼中的李开学与家人心目中的形象有所出入。“他很憨厚,很真实,很书生气,但是很焦虑。”这是一位国关学院学生对李开学生前的印象。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门师弟告诉本刊记者:“他的求学路肯定比较艰辛。他原来没有读过正规的大学,基础不是很好,所以考研(Q吧) 、考博都相当的艰辛。和我们一路读上来的年轻学生相比,他一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取得相应的成绩。”
还有人在校园网上留下悼念文字追述李生前的困窘情形:“妻子尚在读书,孩子刚上大学,他却没有能力施以援手,只能不断借债,借债。为了自己的生活,也为了补贴一点家用,除了读书、写作,他还要出去兼职代课,赚取廉价的课时费。有时,他白天代课,晚上回宿舍写论文,就这样,一天一天,身体的健康在不知不觉中流失,流失到他自己难以想象的地步。”
所有这一切的辛劳,家人并不知晓。
他曾对家人说:“我做人生来就是手心向下的,是给予每一个人,而你们都是手心向上的,靠别人施舍。我一切都靠自己争取。”
正是出于这种“手心向下”的要强性格,使他强撑着压力给家人永远的笑脸。这股要强劲支撑了他一生,使他从农村跨入都市,从高中生变为博士生,直至油尽灯枯。
“我觉得对不住我先生,让他那样在椅子上坐了十多天。”每当想起丈夫临终时的凄凉境地,谢芳就痛心不已。
在发现李开学死亡之前的几天,家人、导师、同学等都在联系他,没有得到回复就以为他有事外出,或者在潜心撰写论文,都没有往坏处想。
李开学家人告诉《了望东方周刊》,校方对他们表示,李开学死亡后之所以一连十多天都无人发现,家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院方曾埋怨他们,“你们联系不上他,为什么不和学校联系?”一名老师还举例说:“如果我亲近的人两天没消息,我肯定会去找他。”
“但我们离得那么远,只有过年才见面。他是全脱产的博士生,也没有退学、休学,现在人不但没了,还是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。”
意外发生后,谢芳的双眼时常陷入一片空茫:“我感觉我先生没有走,我要在这里等他回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