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4岁的李开学出生于湖北襄阳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，在兄妹四人中排行老二。家中老母双目失明，父亲身体也不好，就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。

2000年的政治学硕士李开学

入学复旦之前，李开学已取得武汉大学的法学硕士学位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他原本学历不高，这些年全凭着顽强的意志力边工作边自学，一步步拿下了大专、硕士学位。若不是突发意外，戴上博士帽的日子也离他不远了。

李开学的二妹告诉《望东方周刊》记者，李从小就是一个特别刻苦用功的孩子：“小的时候上山砍柴，他总是带着本书，从早上看到晚上。”

15岁那年，李开学高中毕业。其实这样的学历在当地也算是个“知识分子”，他的二妹就只念到小学。但不安于现状的他又考入襄阳师范学校，而这只是他几十年来漫漫求学路的开端。

“他考上师范的时候，当地都轰动了，方圆几百里都知道。他是我们村里第一个考上师范的人。”李开学的二妹一直都为拥有这样的哥哥而感到自豪。

1981年，李开学师范毕业，进入当地的太平高中任教。后又调入镇上的一家工厂，在法务办公室任职。也是在工厂里，他遇见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谢芳。

“当时的生活还过得去。他每个月的工资大概在90多元到100元，镇上消费水平不高，还有双方老人的接济，过个一般日子是可以的。”谢芳回忆说。

然而，李开学并不是个安心于过小日子的人。虽只是个工厂的办事员，他却常喜欢对一些社会制度、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和评论。“我常常和他说，国家总理操的心你都在操。”谢芳说。

一个乡村教师的奋斗史

上世纪80年代，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，出身于农村的李开学深感城乡间的巨大差别。他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想要改变现状的冲动。他对家人说：家乡依山傍水，如果那里的人都有知识，不至于那么贫穷。

那时候的李开学就常以天下为己任。有一回，因为家中琐事争吵，他在日记里写道：一屋不扫，何以能扫天下？谢芳看见后，受到了很大震动。

他告诉谢芳：“只有读书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求别人不如求自己。”

之后的几年里，李开学通过自学在襄樊市电大拿到了大专学历。

接下来的十几年内，他仍未放弃继续进修的想法，依然在孜孜不倦地自学各类课程。到了1997年，他以大专生的身份考上了武汉大学的政治学研究生(Q吧) ，师从虞崇胜教授。

2000年，硕士毕业的李开学被分配到江苏泰州的外经贸局。这份工作为李开学提供了不错的待遇，每月基本工资2000多元，住房问题也解决了，妻子和儿子随之来到泰州生活。

20年的不懈努力后，往日的乡村教师成为了国家公务员，这样的转变对许多人来说已是可望不可即。

但李开学仍未止步。

三年后，李开学考上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研究生。消息传出后，熟悉他的亲人朋友并不感到意外。“他一直就想再读书，也不安于在泰州这样的小城市发展。”李开学的硕士同学刘书慧告诉《望东方周刊》记者。

于是，李开学再次放手一搏，辞掉工作，放弃一切，又一次成为了全脱产的在校生。不同以往的是，此时的他感觉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---儿子就要考大学，而妻子仍没有稳定的工作。

有人颇不理解李开学的举动，对谢芳说：“你老公怎么不懂得享受？”

这些年来，在他的影响下，妻子谢芳也通过自学从高中生变为大专生，近来又通过“专升本”拿到了武汉大学的本科文凭，“一个是受他的影响，另外，我也怕和他的差距拉得太大。”

“他影响了一大批人。”李家人告诉《望东方周刊》记者，李开学带动了当地许多人外出求学、深造。他还常常主动为家乡人做课业辅导，有求必应。

现在武汉大学读博士的李魁是李开学的堂弟，他说自己有今天也是因为李开学的影响：“当时他刚考完研，我跟他聊天，受到他的感召，觉得不该就这么在一个地方呆下去。”

有一家人的孩子考上了大学，李开学还曾主动跑去跟那家人说：“别慌忙找工作，要继续深造。”

“在我心目中，我先生太神圣了，没第二个人能和他相比。”仍沉浸于悲伤中的谢芳说，“李开学在各方面对自己的要求都非常严格。”有一次，谢芳和李开学一起过马路，她看没有车子经过就和别人一起闯了红灯，但李开学就一直坚持等到绿灯亮起才肯穿过马路。他之后很生气地责备妻子：“做人不能这么没原则！”

从公务员到博士生

在李开学四十余个春秋的生命中，他的人生曲线一直在不断地上扬，从高中生到博士生，从乡村教师到国家公务员，从农村到城市。

“他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，而且乐观、积极、幽默。我以前的同事看到过他，评价说‘看到你老公，春天都来了’。”谢芳在回忆中寻找丈夫的影子。她告诉本刊记者，原本李开学已经联系好武汉一家高等院校，打算毕业后在那里任教：“其实他很想去政府里，但年龄可能不合适了。”

儿子李挽澜这个名字也寄托了李开学想做番“大事业”的心愿，取意“力挽狂澜”。

在网上，李开学的署名文章《关于襄樊近期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》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和思考。

在家人面前，李开学展现的永远是阳光灿烂的一面。按照学制，李开学2006年就应该毕业，却被延期两年，但家人并不了解其中的原因。“他很少和我们谈学习上的困难，总是把自信、快乐带给别人。没人感觉他有什么压力。”谢芳说。而在两个妹妹的心目中，李开学是“非常自信非常快乐的一个人”。

颇有意味的是，师弟师妹眼中的李开学与家人心目中的形象有所出入。“他很憨厚，很真实，很书生气，但是很焦虑。”这是一位国关学院学生对李开学生前的印象。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同门师弟告诉本刊记者：“他的求学路肯定比较艰辛。他原来没有读过正规的大学，基础不是很好，所以考研(Q吧) 、考博都相当的艰辛。和我们一路读上来的年轻学生相比，他一定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取得相应的成绩。”

还有人在校园网上留下悼念文字追述李生前的困窘情形：“妻子尚在读书，孩子刚上大学，他却没有能力施以援手，只能不断借债，借债。为了自己的生活，也为了补贴一点家用，除了读书、写作，他还要出去兼职代课，赚取廉价的课时费。有时，他白天代课，晚上回宿舍写论文，就这样，一天一天，身体的健康在不知不觉中流失，流失到他自己难以想象的地步。”

所有这一切的辛劳，家人并不知晓。

他曾对家人说：“我做人生来就是手心向下的，是给予每一个人，而你们都是手心向上的，靠别人施舍。我一切都靠自己争取。”

正是出于这种“手心向下”的要强性格，使他强撑着压力给家人永远的笑脸。这股要强劲支撑了他一生，使他从农村跨入都市，从高中生变为博士生，直至油尽灯枯。

“我觉得对不住我先生，让他那样在椅子上坐了十多天。”每当想起丈夫临终时的凄凉境地，谢芳就痛心不已。

在发现李开学死亡之前的几天，家人、导师、同学等都在联系他，没有得到回复就以为他有事外出，或者在潜心撰写论文，都没有往坏处想。

李开学家人告诉《了望东方周刊》，校方对他们表示，李开学死亡后之所以一连十多天都无人发现，家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院方曾埋怨他们，“你们联系不上他，为什么不和学校联系？”一名老师还举例说：“如果我亲近的人两天没消息，我肯定会去找他。”

“但我们离得那么远，只有过年才见面。他是全脱产的博士生，也没有退学、休学，现在人不但没了，还是一具高度腐烂的尸体。”